东莞的告别
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对第一代东莞外来工来说,他们面临一场“讲不出的告别”。
对东莞自身来说,也必须拿出勇气挥别昨天。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上,东莞是一个奇迹。以蕞尔小城,吸纳了千万外来劳工,创造了几百倍放大的产值,以及内地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内地鲜有哪一个偏僻村庄寡闻于东莞的名字,甚至说东莞已经变成某种流淌在内陆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
但奇迹不是完善的同义词,制造业利润的另一面是被压低的劳动力和环境、土地、原料成本,是偏低的汇率,奇迹建立在这种成本洼地形成的落差上。当地基逐渐抬高,利润落差越来越小,东莞奇迹也就变得无奇。而不甘心从已有的显赫地位上滑落的东莞,要告别昨天不会重来的落差,打造超出平均经济面的基座,作为获取升级利润的依托。
此时,原有的“地基”—— 外来劳工及其最低成本维系的中小工厂、低端服务行业走到了尴尬的路口,尽管它们已经对东莞的土地依托过深，但不得不走人了。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作别超低成本时代,告别成了多处曾经成功者上演的戏剧,只是在东莞更有戏剧性。这不一定是东莞的悲剧,因为当超越平均经济面的升级换代成为一种普遍需求,获得出类拔萃的市场地位和利润,就变成了下一个被追逐的奇迹。
在上一次制造业利润奇迹的竞争中,东莞借助其区位和政策优势得手了。只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追逐中,东莞拿什么中彩?中彩的背后,是谁的黯然退场?怎样淡化这个庞大群体退场留下的阴影,使得产业升级的彩头不致成为幻影,而是真实的阳光?
这不仅是东莞的课题。
第一代外来工谢幕
这些十年以上工龄的打工者面临离开
民工也有“工龄”吗?如果有,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工龄”,都在十年以上。
2007年底以来,这批拥有“十年工龄”的打工者,正在面临同样的结局—— 离开。
女工赖彩云是其中一位。4月23日,接到辞退的通知,她在所属鞋厂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昏倒了。
对她和同伴们来说,东莞转型一时还难以理解,却必得由她们承受最直接的代价。
裁员风波
2008年4月23日,东莞国信鞋业塘厦厂区。
女工赖彩云扑倒在水泥地板上,满脸鲜血,牙齿摔掉五颗……这一切都缘于两天前的“裁员通知”。
4月21日,包括赖彩云在内的400多名国信鞋业的员工,接到了合同到期离职的通知。其内容显示:国信鞋业和这些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在2008年4月22日到期届满,不再续约。补偿方式是不论工作年限,每人补偿半个月工资。“被裁”的400多人大都是工龄在4年到11年之间的员工,其中有87名员工的工作年限达到十年。
解聘通知突如其来。400多名没有心理准备的员工陆续聚集在国信鞋业的写字楼前,希望能得到厂方的说法。焦急无措的赖彩云,正是在这个时候扑倒在了写字楼前的水泥板上。事后,她被工友送进医院。
400多人没有就此散去,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寻求塘厦镇政府和劳动部门的劳动仲裁,但一直未果。
4月29日,他们终于拿到了东莞市劳动局的说法:87名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员工不得解聘,其余被解聘的员工补偿金每人多加500元。
国信鞋业最终接受了这一仲裁结果。
这87名员工,有30多名按照《劳动合同法》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50多名表示因此事令他们“非常心寒”而拒绝续签。
看起来“裁员风波”告一段落,但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作为国信鞋业塘厦厂区保安队长,湖南永州人龚元文已经在国信鞋业工作了13年零3个月。4月21日的“裁员名单”上并没有龚元文的名字,但令他奇怪的是,厂方忽然从保安公司雇用了一批专职保安,取代了他带领的19名保安的工作。而这种调动,作为保安队长的龚元文,一直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接着,5月8日晚,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皮革等原材料,被一辆卡车全部拉走,库房已经基本清空。“拉到大朗厂区去了”,国信鞋业的员工们肯定地说。
各种各样的说法传播开来:“厂子不做了!”“听说还有最后一批货,做完之后,大家就只能领到最低工资770元!这不是赶人嘛!”“直接放你半年假,等你回来,厂子没了,看你找谁去”……
“这两年这种情况在东莞太常见了。”年届40的老员工程军说。
预感成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试图联系国信鞋业的港资老板林景浩,但一直未果。据员工介绍,林景浩绝少露面,日常管理者是一名陈姓经理。但陈经理最近一直在上海休假,目前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负责人是一名叫郭凤生的生产主管。
国信鞋业的员工们深知自己厂子的经营状况。
成立于1985年的国信鞋业有限公司,是东莞第一批港资企业。和零起点的珠三角经济奇迹一样,国信鞋业一开始也只是10多个人的小作坊。到2000年至2003年期间,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东莞拖鞋业的老大,员工一度达到2200多人。其产品在美国、日本、南非等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相当高。
但这两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鞋厂远不如前两年红火。
“2007年,国信鞋业是亏本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信鞋业中高层管理者对记者说,“跟去年相比,光鞋底的成本就涨了一倍多!”而4月21日的裁员通知,涉及这个老鞋厂的过半员工,900多名打工者被裁员400多名,自动离职的100多名。剩下的员工中,80%是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0年的老员工,平均年龄36岁,最大的已经接近50岁,最小的29岁。
5月24日,记者得知,工龄三年以下的员工也已被国信鞋厂裁完,目前鞋厂只剩下一批工龄十年的老员工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国信鞋业的员工们备感焦虑。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一个结果:倒闭赔偿,或者继续工作。
“能给我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我就知足了。”龚元文对开工并不抱什么希望。“星期六、星期天不上班,晚上也不加班,这工做着还有什么意思!”已经40多岁的潘军(化名)则表达出想继续工作的愿望。但他们始终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进入6月,员工们的担心终成现实。14日,国信鞋业断了200多名“老员工”的伙食;16日,国信提出每位员工补偿三个月工资,大多数员工都按要求签了名;17日,国信以签名数不满90%为由表示不再赔偿;18日,100多名“老员工”表示抗议,聚集在老板林景浩在塘厦镇的另一家工厂—— 国信塑胶厂门口,随后,东莞塘厦镇政府信访办提出,国信老板已经找寻不到,由国信鞋业所在的工业园赔偿员工当月工资,遣返这些“老员工”。
据了解,林景浩可能已回香港,其子在东莞大朗所开的鞋厂,因法人不同,不涉及此次纠纷。截至发稿时,上述100多名“老员工”仍在国信塑胶厂等待交涉。
十年谢幕
遭遇“裁员风波”的远远不止国信鞋业一家。
“纠纷太多,我都记不起多少次了。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好几起!”东莞市塘厦镇治安联防队员汪东生(化名)深有体会,因为每次出现纠纷,他们都得赶去现场维持秩序。“原来没那么多!从2007年年底以来,就开始多起来,大部分是因为厂子要裁掉老员工,在赔偿问题上没弄好引起的。”
“2008年第一季度,劳动仲裁同比增长了4.5倍。”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吴德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其实每年都在增加,但今年第一季度确实增加得比较厉害。原因有三:一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二是仲裁不收费,三是企业存活困难。”
“天天看报纸上这里裁员那里纠纷,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程军闷闷地说,“我已经闲了20多天。”
程军不是农民,是重庆江津区的城市户籍人口,1997年下岗之后来到国信鞋业打工,至今已有11年工龄。4月21日的“裁员通知”上有他的名字,工友们跟他开玩笑说:“程军这是第二次下岗!”
“我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你说我怎么办?”程军为此头发白了不少,老婆何四嫒又给他染黑了,为的是“显得年轻些,好找工作”。
5月20日,程军离开了东莞,赶回重庆照顾地震中受灾的60多岁的父母,并打算在重庆打工。
“离开”的故事正在东莞不断上演,其中一桩来自某染厂的染色高级师傅老刘。老刘是四川达县人,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读不起书,还未成年的老刘和村里的“年轻劳动力”一起来到南方。但当时南方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老刘和找不到工作的“盲流大军”一道,在天桥底下过夜,躲避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睡乱坟岗子……靠着在工厂做工的老乡的救济度日,直到再也无法保证每天能吃一个馒头。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偷窃和抢劫,挨了两天饿的老刘,则幸运地被一家作坊式的染厂录用了。
从那家染厂做起,老刘渐渐成为一名染色高级师傅。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以出口加工为基础的珠三角服装企业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服装厂的倒闭,直接断了染厂的货源,而且一些已经“跑路”的服装厂老板还欠着染厂的加工费。
2008年3月,染厂倒闭了,老刘消失了。
“找不到人了,听说是回家了。打工的都是这样,厂子没了,人也就没了。”故事的讲述者周兰亭说。
再次起步的彷徨
“我们知道自己是过客,迟早得离开,但没想到这么快!”龚元文原本的计划是,再干个三五年,积蓄些资本,回老家开个木材厂。
似乎没人想回到农村再以种地为生。但重新找工作,对于这批“老外来工”来说,其困难程度会超出想象。
席居花,36岁,四川人,在国信鞋业工作九年,4月21日被裁。其十岁的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失去工作的席居花每天都会出去找工作。十几天过去了,应聘了20多家厂子,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原因很简单:国信鞋业是做拖鞋的,其他传统制造业,比如一般鞋厂、制衣厂等都觉得她的“技能不合适”;而电子厂等用工巨大的企业,由于零件细小,操作精微,大都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没有想过去昆山、苏州等地看看呢?”“怎么去啊!以前是20多岁,现在40岁了!”面对记者的提问,潘军脸涨得通红。
潘军他们这批人,刚来东莞国信鞋业打工的时候大都是20出头,最小的彭金双当时只有17岁。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结成了五六十对夫妻,孩子大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今年已经29岁的彭金双已怀孕7个多月,她和老公就是从同事发展为夫妻的典型。现年28岁的陈月建与他50多岁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厂子打工也有十年了,如今母子俩都被裁退。
“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这个小作坊发展起来的。”湖南人邓春华是大家的“大姐”,“我们每个月要做200多万对鞋子,加班到晚上11点算是少的。1996年到1999年那一段,每天都是7点上班,晚上12点半或者1点多才交班,工资只有六七百元。淡季的时候,200元每月都拿过。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底薪是什么。直到2006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有了690元的保底。”
据广东智通人才的蔡小梅介绍,东莞目前外来工的工资大都在1200元到1500元之间。对于这个劳动力市场行情,邓春华回答说:“我们的工资补贴加班费全加起来,现在有拿到1500元的。像龚元文这样的中层,可以拿到2000元了。但这个数目,我们才拿了五个月,这就让我们卷铺盖走人了?”
这些“城市过客”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弱势地位,但没有人甘心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
“这就是政策法规考虑不周详的地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工厂大都是中小厂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的退偿金,而这只能形成更大的冲突。”曾任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对记者说,“人是越老越好,我们希望善待劳工,但政策法规一刀切下去,溯及以往,这就成了没办法的事情了。”
告别东莞的劳工
东莞有多少外来工?有人说800多万,有人说早已超过1000万,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东莞到底有多少“打工十年”的外来工?就更加是一个未知的答案了。毕竟,无数的农村青年,都曾把“去东莞打工”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如今的东莞已不同以往。4月9日《东莞时报》的《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走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
“东莞现在有外来人口800多万,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对媒体说,很多旧村条件差,有安全、治安隐患,“我们可以通过旧厂、旧村的改造,实现东莞人口数量的减少。”
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在研究劳动力状况的学者看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这里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社会保障,他们又被淘汰了。以往的打工经历没能给他们积累下资本,他们重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的乡村,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农业税,但农村仍然是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相对来说,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早在2007年就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村庄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经济还在增长,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持续。这也是前一段东莞童工事件中被解救童工拒绝返乡的一个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一代农民工眼看着就到了“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单靠体力吃饭”的阶段。但东莞第一代外来工们还不到这个岁数,城市化进程还在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内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回到老家重庆打工的程军,未尝没有希望。建筑工地,餐厅饭馆……那些没有任何门槛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吸纳他们。
“再过几年,人老了,就回家养老,靠儿子养着了!”30岁出头的龚元文拍了拍年仅7岁的儿子龚红伟的屁股,笑了起来。
“企业倒闭潮”真相
要走也是一百家一起走
“2007年底,虎门一个镇就走了200家企业。今年比去年更严重!”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说。
2008年一季度,虎门镇企业倒闭现象比2007年底有过之而无不及,虎门外来劳工大批撤离,劳动仲裁一起接一起。镇村两级一季度外来工遣散费就花了2000多万元。
“不走的厂子也成了空壳,平常一千多号人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可以说,加工业正在离开虎门。”李世贤对此无比忧心。东莞市虎门镇以服装产业而知名于天下,有外资企业1400多家。
倒闭的骨牌效应
走在东莞凤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工厂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者的店铺,早已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老板走了,工厂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馆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企业倒闭的阴影笼罩着东莞。
实际上,2008年以来,工厂的倒闭和迁移几呈加速趋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此起彼伏的“裁员浪潮”。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珠三角20%的受访港商计划关闭工厂或放弃生产业务,据此可推算出珠三角有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将会倒闭。
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未来三年内广东地区或许将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型企业面临关闭的命运。
东莞更多的企业都在紧锣密鼓地考察调研,准备着下一步的打算。内地、越南、马来……都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人无国界,加工制造业的特征就是“水往低处流”。
“搬家很麻烦,但没有饭吃,就只能走了。”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考察了不少地方,但还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他满意。邻近的越南只有8600多万人口,开发几年之后就会饱和。内陆省份的人口结构也令人担忧,再加上运输成本的增加,“不少地方连国际机场都没有”,这让内地不少地方的招商成功率难站高位。
据台商蔡炎龙介绍,目前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等地,都在离东莞车程五六小时之内,这是台商考察后的迁移首选地区。目前已有部分厂家搬迁到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加工。
打算归打算,但没有谁愿意走。台商子弟学校关于“对珠三角投资环境的改变,到底留还是走?”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的台商表示准备撤离;20%的台商表示不会受到影响;剩下75%的台商表示受到影响,但正努力克服,不会轻易离开。
台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它们在东莞已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一家企业想要撤离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要走我们也是一百家一起走。”叶久十透露说这是台商协会给他们的撤离意见。
但走或者留,不是一个人说说就能算的。要留就要看你有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谁能掌握定价权
每年7月份,珠三角不少鞋企都会去参加美国加斯维加斯州鞋展会,并接受订单。
“我们今年的报价会高一些,需要考虑到成本上涨和汇率的因素。”国信鞋业的一名主管对记者说,这是珠三角企业共同的希望。
但希望总是不太容易实现,提价面临着失去客户的危险。早在2008年初,东莞凤岗镇联泰控股有限公司就因客人不同意涨价而不得不放弃部分客户资源。
“美欧等海外采购商并不接受成本上涨以后的新报价。”东莞当地业内人士称,目前,美欧进口商在价格上非常敏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采购从紧策略。
无法提价致使企业只能压减自身的利润空间,不过现实的情况却是,整个制鞋业的平均纯利润水平不过3%~8%。不能提价的前提下,再接订单便意味着亏损。
在争取提价的过程中,珠三角的企业正在面临一张越来越紧的网。“国际环境的不景气,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被称为勒住珠三角企业咽喉的四条经济绳索。
美国是东莞最大的出口地。每年东莞有17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出口美国,130亿美元商品通过香港转销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来越糟糕,全球经济减缓,这对主要以出口欧美为主的珠三角企业来说,难免会严重缺氧。订单减少是最近东莞出口企业遇到的普遍难题。
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少接了订单的工厂,会忽然发现自己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出的利润,竟然被人民币升值蒸发得一干二净,甚至于亏本。国内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陡涨之势。
“从根本上说,东莞出口外销型企业遇到的最核心问题是需求下降与竞争加剧的矛盾,即全球需求量大幅下滑,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了经济衰退;同时,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制造业飞速发展,与‘东莞制造’形成竞争,而‘东莞制造’却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成本大幅上升,竞争优势削弱。”曾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如此分析“东莞制造”腹背受敌的处境。
“劳动司法黄牛”
职高毕业的余红斌1996年来到东莞,在一家五金家具港资企业打工,目前月薪2000元。但他认为,这样的薪资待遇低了,以他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拿到3000元每月。而余红斌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每个周末都会去一些招聘会碰碰运气。
相对来讲,招工企业早已全然放下曾经高高在上的身段。东莞大部分企业的普通工人,月薪已提到每月1500元左右。但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降低工人的流动性。
提高薪资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劳工的意识形态变了,他们的劳动议价能力增强了,但很不规范,动不动就把工厂围起来。”一位企业主无可奈何地说，“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一个适应期,企业需要,工人也需要!”
“现在有几个工人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现在跟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续签合同,每个人都要补偿金!而早些年没有规定的加班费,现在工人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补偿。”他说。
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到底有什么影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争论。
“据我所知,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都还在观望。”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之初,在珠三角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赵新春,道出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在监管缺位的大环境下,珠三角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存在充斥着霸王条款的“厂规”或者“员工守则”。而在厂方与员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都会把“厂规”或者“员工守则”包含在内,定义为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如此《劳动合同法》很难发挥出预期的效力。
劳工和企业没有充裕的时间学习相关法律,大部分民工对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无了解。可以说,它对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构不成压力。
至于少量为国外名牌做加工的大型企业,往往都要接受委托方严格的人权、工业安全、道德贸易等审核。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民工,所享有的待遇是某种程度上已达到甚至超越了相关法律的规定。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分析说，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现,目前对企业主的影响大于劳动者。
相关法律的初衷良好,而实施细则是在法律实施接近半年之后出台。一个现象在东莞出现了——“劳动司法黄牛”。
刚刚倒闭的一家东莞港资玩具企业可能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有广东玩具业人士透露,近期,一些律师南下东莞联络工人,表示愿意为其追讨企业主去年并未按规范缴纳的各类保障以及加班费。工厂和工人的僵持持续一阵后,该港商拿出200万元作为赔偿,随即工厂也宣布关闭。
谁是被腾出笼的鸟
东莞市外经贸局的统计说, 2007年东莞全市关停外资企业有909家。可在东莞,你难找到一位厂子已倒闭的中小企业主。
这些企业的老板大多都是从作坊式工厂起家的,他们曾经充满活力地经营在东莞这块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是,如今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在东莞已难寻踪迹。对于这些被称为没有“根”的企业来说,倒闭也就意味着从此蒸发。
然而,这一结果兴许正是政府预见到的。
“每天倒十家都不用太怕!”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说,“这样可以腾出土地,引进人少、效益好、高科技、环保的企业。”
近年来,东莞成为广东产业转型的试点,而广东在产业升级换代这个问题上执行力度比较大。在2月29日宣布倒闭的东莞福安印染厂身上,业内人士看到了调控的影子。该厂是香港上市企业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福安印染遇到了“环保风暴”—— 环保部门发现了工厂私自埋设的排污管线,每年偷排高浓度印染废水近1000万吨,而该厂上报的排污量仅有600万吨。
此事让东莞方面颜面尽失。一位广东纺织业人士称:“出事后,福田集团也深知其在广东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便陆续将子公司迁出广东,转在内地开设工厂。”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反映在政策层面上,就是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2月17至21日,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跟随省委书记汪洋到沪苏浙三省市学习考察。“大开眼界,深受震动”,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回到广东后,她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第六条涉及到产业转移——“坚定不移地推动珠三角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转移,同时着力强化产业集群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淘汰落后,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基础产业。”
但业内人士也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陶冬说,决策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讲产业升级换代,实际上低效产业淘汰容易,把新的产业引进来很难。相比于以往的洼地产业,新产业需要的要素和政策平台以及上下游通道更苛刻,产业链的打造更复杂。在各地一片升级换代的呼声中,升级换代的门槛本身也被提升了。
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说,东莞千万需要注意别让自己的能量随着人气跑掉。■
“东莞社会”的象征意义
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东莞塘厦镇东兴大道的两旁,一条街上都是振兴围村的出租楼房。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莞式村庄,村民们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六七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来东莞谋生的人群。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张贴着“对外出租”的告示。
湖南人曾远忠(化名)是这一带的二手房东,他手里有38套单间,这让他每个月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不过最近,曾远忠郁闷不已,往年天天有人打问房子的情景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两个月以来,曾远忠那些每月130~150元的单间,只见搬出的,不见入住的,剩余的4套单间已经鲜有人问津了。
“人见少了!”虽然远离工业区,但曾远忠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了变化。
“减人”的城市
密密麻麻的大巴、中巴、小巴川流不息,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28个镇,也来自国内许多省份……东莞每一个长途汽车站,都是这样一幅纷乱景象。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5月9日中午,东莞塘厦镇林村新太阳工业城,各工厂之间的道路上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工人。18岁的李辉和20岁的张兵都来自河南,他们在东莞已经换了几家工厂了,到元帮电子厂打工只有几个月时间。同样消瘦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着1000多元的月薪。他们的工友大都来自河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
工人需要工厂,工厂也需要工人,林村新太阳工业城的工厂,天天都在招工,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涨到了每月1200元左右。
据相关资料统计,面积2465平方公里的东莞,目前生活着800万民工。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大部分都不能获得户口成为本地人。20多年来,东莞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县平地而起,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而这些民工仍被隔离在本土社会之外,他们更像游离者,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几年之后,再脱离而去,就像他们不曾来过。
但从今年开始,民工从东莞“脱离而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5月27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改革出租屋征收税费的相关政策,把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东莞能容纳多少人口?这个凯恩斯式的宏大问题,正在成为东莞最热门的话题。一位东莞市委人员说,今年以来的东莞全市大会小会上都提到“减少人口”一事。
4月3日召开的东莞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要求各部门、各镇一定要做好统计,精确计算具体要转走多少人,转走多少企业。而副市长梁国英透露,“目前,东莞600万人最合适”,这意味着东莞人口将削减一半,也就是说,东莞两个人中就要走掉一个。
东莞市要“转移低素质人口”的决策早已做出。政府官员、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作出同样的表示:东莞已难以承受人口之重。环境、资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现有条件已容纳不了千万人口。
其实,人口的极度膨胀并不是东莞一地的苦恼,整个广东都面临着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巨大人口压力。到2007年,广东省常住人口达9449万,仅次于河南位列全国第二,而实际管理人口的数量更跃居全国第一。这样的人口基数,使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已经无力承载。在东莞,大量的生活垃圾甚至让生态环境陷入崩溃边缘。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作为东莞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居然越来越成为东莞的“负担”。
不过,东莞是一个制造业基地,放眼东莞的工业流水线,大都是来自内地的、年轻、有初级文化水平、没有家庭负担的打工者。撵走了这些人,如何保住东莞的能量?东莞,究竟是200万人的城市,还是1200万人口的城市?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东莞减人”的消息一出,就引来争议。
谁是“食利者”
走进东莞塘厦镇诸佛岭村,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别墅群,风格统一,规划得整整齐齐。按照东莞的市场价格,这些别墅每栋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他们的主人,正是诸佛岭村的村民,这些别墅群落是他们的农民新村。
诸佛岭村在塘厦镇不是富得拔尖的村子,但也能够算得上相当富裕了。跟东莞各镇村的情况一样,诸佛岭村的村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物业租赁和村(社区)集体分红。而据报道,东莞市富裕的村子每年每人可分到10万左右。
没有人怀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莞民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据银行界人士表示 ,2006年底东莞市银行存款总额为3400亿元,其中至少1000亿是个人存款。如果加上东莞居民投资在房地产、股票上的资产,东莞民间财富的总量有数千亿之巨。
这些就是“东莞模式”留给本地人民的第一桶金。而东莞百余万户籍村民,也正因此被称为“食利者阶层”。
许多人认为,农民变成“食利阶层”,房屋可以继承,“股份”也按人头给,一些富裕地区的下一代一出生就含着“金匙”,一些学者则指责,东莞人是种房子的,租出去赚了钱之后,种更多的房子。
有了第一桶金的东莞村民,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思进取”。除了种房子,东莞居民能够介入的产业,最初始的是生活服务业,比如开发廊,开食店。直至90年代开始,他们进入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
“食利者”也并不都是富裕的。贫富差距在他们中间一样存在。
塘厦镇蛟乙塘村居民赵叠寿就是“食利者”中的异类。赵叠寿的家是两间破败的瓦房,屋内低矮狭窄,住着一家三口。这跟同为塘厦镇的诸佛岭村的别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其屋后,有6间更为破败和潮湿的简易砖房,据说是用来出租的,房租每月80元,但已经很久没能租出去了。
由于蛟乙塘村的开发程度比较落后,去年村里分红每人只有2300元。而村里提供的两个扫大街的名额,赵叠寿的老婆抽签也没能抽中。迫于无奈,她在门前已经卖出去的土地上,开了几分菜地,自己种菜卖菜,每天能有20多元的收入。
赵叠寿原本是个“搭客仔”,每月开摩的能赚三五千元。东莞禁摩,赵叠寿又没能当上村里的联防队员。由于没有劳动技能,去工厂做工每月工资也只有六七百元。他宁愿闲在家里。
“食利者”阶层的优越性没有发生在赵叠寿的身上,他似乎是东莞20多年飞速发展过程中遗忘了的人。当然,被遗忘的不止赵叠寿一个人。
东莞,被凿开的口子
住惯了圈大饼式的国内大城市,来到东莞会一时恍惚,不知道置身于农村还是城市,到处是农村,遍地是城市。这片在广州和深圳这两大都会之间的地区,成为一大片城市森林。
就在这片城市森林中,人们的经典描述是,居住着百余万已经富了的东莞农民,和数百万想要发财其实却发不了大财的内地民工,其中夹杂着抢劫者、乞丐、失学儿童。有人说这是一座农民城市。
在媒体眼里,东莞有不良纪录——“血汗工厂”问题未完,“童工”问题又现,“治安差”、“打工城市”、“污染重”。
在凉山童工事件中,使人们最震惊的是童工并不愿意返回家乡。凉山当地的社会经济极端落后,这些童工在家乡早已是“成熟劳动力”,
但繁重的农活仍然无法保证能让他们吃饱饭。部分被带出去的小孩并不是工头拐骗而来,而是被他们吸毒的亲生父母所卖。
“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妈妈已经把我卖了。”来自凉山越西农村的小女孩罗思琪不接受警察的帮助,理由是家里非常穷,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需要一份工作。
而与大多数城市一样,制造业发达的东莞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岗位。童工的分布也正说明这一点,“东莞是凉山童工的一个据点,他们以这个据点为圆心,向四周发散,深圳、广州、惠州、江门……”来到东莞,几乎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一条冰封的江面,凿开一个口子,特别容易钓到鱼。东莞就像那个被凿开的口子。
集中了来自国内各地1000万的劳工,集中了贸易顺差,东莞也就集中了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巨大、市政建设跟不上……诸多种种,都不是东莞以一城之力能够解决的问题。
行政设计与市场力量
东莞模式是国内最接近于自发的城市化路径,说得上是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同时,东莞为中国低端人群提供了城市化、工业化、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机会。
现在,为顺应产业转移选择性发展的取舍,东莞要将东莞列车驶离原来的东莞模式的轨道了,例如对新移民加以甄选,扩大政府对经济干预,增强向上的行政能力等等。
但东莞要转向那里?其实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方向。东莞市人事局人才开发科某位科长因工作进展缓慢而叹,要引进人才,但到底要引进什么人才呢?按照政策设计者的设想,那就是“腾笼换鸟”。制造业走了,但是把总部、研发中心以及物流留在东莞。
这种设想也还没有得到基层的理解。“‘腾笼换鸟’没有想象的那么美,这是想当然的‘转’!”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说,“有产业才会有人,人口少了,第三产业也会受影响。”
据李世贤介绍,虎门实际上早已开始“转型”,虎门镇区专业的商贸城就是虎门未雨绸缪的一个象征。“虎门交通便利,现在虎门每天有20万的采购量。留住这一块,虎门就还有希望!”李世贤说,“虎门的转型符合经济规律,绝不是行政强行设计的。”
据报道,东莞的经济三分之一靠村镇集体经济。省与市一级领导为争取税收更愿意吸引含金量高的企业,而村镇为了解决就业、收租费及发展服务业,更乐意留住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村民的医保、社保全靠集体经济,如果政府在转型中操之过急,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东莞市一名官员说。
东莞市的转型在广东省“解放思想”的大框架下进行。自去年底以来,广东省政府在大会小会上,均旗帜鲜明地要求进行产业升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但在东莞,有关“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极为普遍,地方政府不断收到来自外资企业协会及行业协会的压力。实际上,当地政府在满怀诚意地希望企业能够留下。
制造业,是东莞的核心磁场。“把制造业理解成低级产品的生产形式,那就错了!”台商叶宏灯说,“制造业是全球经济供应链系统的重要环节,在市场、研发、制造这一条链中,制造环节会让任何一个国家产生效果。”
“如果你的产品要获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同,你的质量、交货速度、如何把产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全球消费者手中,这才是一整套加工制造系统。”叶宏灯认为东莞没有好好利用制造业这一基础。
当然,东莞政府并不想抛弃传统制造业。哪怕是那些要迁走的企业,东莞政府也希望他们根留东莞,帮助东莞打造总部经济。这是东莞的理想。东莞想要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端产业,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补齐知识、技术、人才和研发等短板。
曾经的幸运儿东莞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潮中,一直扮演着打拼者的角色。珠三角的市场格局给了它“世界工厂”的地位。市场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阻挡的,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规模摆在那里,已经有那么多人力和资本集聚在那里,这对东莞来说是别地不可及的财富,是转型的基础,面对成本地平线升高、利润摊薄情况下的转型突围，东莞的新选择无疑会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轨道中留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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